《当代电影》 澳门电影首映史迹重勘

  16世纪中叶开埠后，澳门迅速成长为一座国际贸易口岸与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城市。学界对澳门19世纪末中/葡双语报刊及档案文献疏于系统性整理检阅，致使人们对澳门早期电影放映史，特别是电影何时传入澳门等关键性议题长期存在巨大知识盲区。本文通过对澳门本地19世纪末中/葡双语的文献考古，基本确认电影在澳门的最早放映纪录为1897年11月21日前后；地点在位于澳门本岛议事亭前地9号的华人餐馆内；主事人据现有资料推测非常有可能是美籍法裔商人莫里斯·查维特及其合作伙伴美国人雍松。在对此次放映活动慎重勘考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重绘澳门早期电影放映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地图。

  关于19世纪末中国最早的电影放映，目前学界已有基本共识，大体涉及沪港两地。其一是1897年4月26日美籍法裔商人莫里斯·查维特（Maurice Charvet）在香港大会堂皇家剧院（City Hall’s Theatre Royal）举办的电影放映。这是目前电影抵达中国有据可考的最早记录。［1］其二是1897年5月22日英国人哈利·韦尔比·库克（Harry Welby Cook）与美国人雍松（Lewis Marcena Johnson）在上海礼查饭店艾斯特大厅（Astor Hall，Astor House Hotel）举办的放映。这是上海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电影放映。［2］那么，与沪港同为19世纪中国开放口岸的澳门，其电影放映情形又如何呢？

  澳门开埠于16世纪中叶，随后逐步开通多条东西方航线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城市和国际商贸口岸。［3］1841年香港开埠后，澳门的国际贸易港地位有所削弱，［4］但因有博彩、劳力输出与走私等营生，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维系了其经济的繁荣。［5］19世纪末，内地爆发“义和团运动”，澳门由此成为华南、广府地区人们的“避风港”。大量避难人口涌入，为澳门打开了一个“人口机会的窗口期”。［6］据统计，到1896年，澳门总人口为78627人，其中华人占94.8%，葡人占4.6%，其他族裔占0.6%。大量来自中国内地的人口为澳门工商百业、文化娱乐、生活消费的发展注入了巨大量能，从根本上扭转了澳门营商环境持续走衰的势头。［7］

  在地缘交往方面，澳门不仅与广东香山县［8］陆路相连，港澳两地海运交通也极为密切。两地相距仅四十余海里，单程航运只需三小时。既然香港早在1897年4月就有了电影放映，按理说与港岛隔海相望、近在咫尺的澳门，电影传入的时间也不会落后太久。然而，电影究竟何时及如何传入澳门？最早的放映者是谁？首映地何在？这样一些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与论述中往往语焉不详且充满争议。本文首先对此议题略作一番回顾与梳理。

  仅在1893年8月和9月份澳门《镜海丛报》上，就有数份关于“影画戏”的告白，有的介绍在内港海旁街船政厅附近一屋宇内放映“影画戏”，有的介绍这些影画戏中有日本地震、美国火灾、意大利水灾和各国“交战形图”等记录性画面。相信这些“影画戏”便是澳门电影业的雏形。［9］

  此说最为著名，常被各类电影研究与报刊文献广为引用。然而，1893年这个日期毕竟早于世界公认的1895年12月28日法国巴黎的电影首映日，且书中并未列举任何文献证据，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心生疑窦。为此，我们查阅了同期澳门报纸，找到了书中提及的《镜海丛报》（Ching-Hai Ts’ung-Pao）。该报创办于光绪19年（1893年）7月18日，是在当地葡文周报《澳人回声报》（Echo Macaense，又称《澳门回声报》）基础上增设的中文版面。《澳人回声报》也由此成为一家将中/葡双语内容编排于同一版面的多语种周报。［10］经检索查询，我们在《镜海丛报》1893年8月8日、8月22日、8月29日、9月5日、9月12日、9月19日等多期版面以及8月12日的葡文周报《独立报》上均发现了有关“影画戏”的记载。只是“影画戏”在不同版面中又有“画影戏”“火影戏”等多种不同说法。先来看《镜海丛报》1893年8月22日第四版上一则题为《新奇蜡模并画影戏初到》的中文报道（见图1）：

  此火影戏有日本地震，并有花旗火灾，意国水灾，并有各国交战形图，并花旗各处雪景，不下百余。但此交战之图，弹雨枪林，血肉交薄，阵势纵横，尸骸枕藉，无不历历在目。若观之入神，忘乎为画景，如临场一般。此正系画工妙手，影镜玲珑故也。每位收银二毫，少童十岁下取价拆半······

  图1.1893年8月22日《澳人回声报》（《镜海丛报》）关于影画戏的报道

  此则中文广告刊出时间略晚于《澳人回声报》的同类葡语广告。检索发现，最早的同类广告刊出时间是1893年8月8日。我们比对了中/葡双语同类广告，发现葡语广告大多更为详尽，也更方便读者理解。例如，1893年8月8日《澳人回声报》第四版的葡语“告白”（Annuncios），就将此次活动称为是一次“展览”（Exhibido）。主事人署名是一位名叫“纳夫塔利”（A Naftaly）的澳大利亚籍人士。署名日期是1893年8月1日，但因《澳人回声报》是周报，故“告白”迟至8月8日才得以见报。该份“告白”还自称是“澳门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展览”，“展期15天”等。

  前述中文广告未提及活动地址，但葡文广告中却写得明明白白，即“河边新街1号、3号”。此地正是《澳门影业百年回顾》所说的“海旁街船政厅附近屋宇”；中文广告中“新奇蜡模”一词，葡语为Exemplares Anatomicos，指的是一种用石蜡制成的人体解剖模型。葡文广告称其为“大型人体解剖展”（O Maior Museu Anatomico），“绝无任何让女士反感、不适的内容······相反，已婚女士将会从中获益”，［11］还称此展“兼具教育与娱乐性，旨在帮助人们了解人体构造······已获多名医学专家的高度认可”云云。［12］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即前述中文广告中所谓“画影戏”“火影戏”究竟是指什么？它是否等同于今天意义上的“电影”？这似乎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上，即学界争论过关于1895年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的究竟是“幻灯”还是“电影”的线］事实上，确有学者觉得“影画戏”就是一种与幻灯类似的视觉演示装置［14］；也有的人觉得它是一种“记录性画面”，“类似于今天的幻灯放映，不能展示连贯的、动态的视觉影像”。［15］

  然而，经我们比对中/葡双语广告，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多则葡语广告中反复出现过两个葡语词Estereoscopos和Panoramas。前者来源于法语词Stéréothèque，对应的英文词为Stereoscope，中译为“立体镜”；后者是英文词，源自希腊语词Pan（全部的）和Horama（风景）的组合，中译为“全景画”。这至少说明，澳门1893年8—9月的这次展览，主要包含三大内容，即“石蜡人体解剖模型”“立体镜”和“全景画”。

  立体镜是一种19世纪30年代问世的三维视效照相装置（见图2）。它利用人眼双目视差原理，用两副相距一定距离（通常为45—75mm）的照相镜头拍摄同一对象，照片洗印翻正后装入机身内的叶片卡槽。叶片可在手摇柄带动下作涡轮式翻转。机壳上左右眼各开一个视窗，可由此看到机箱内呈现的三维画面。有研究者指出，此类影像装置推动了“虚拟影像和主观性视觉”建构，为人类提供了“绘画与美术之外的更丰富的、尚未被定义的图像”，“极大地拓展了人的视觉经验”。［16］

  全景画是一种画幅宽达180度甚至360度的合围式长卷绘画形式，用以表现战争、天灾、壮阔的自然景观和繁复的市井生活等绘画题材，与中国北宋长卷《清明上河图》的视觉呈现方式有某种相似之处，但画幅尺寸更为鸿巨。全景画的首创者为爱尔兰画家罗伯特·巴克（Robert Barker）。全景画这个称谓就是由他率先提出，并于1887年在伦敦申请了专利。全景画的观赏方式是让观众站在一个固定位置，大多数情况下还会借助高台、吊棚、道具、模型、灯光等辅助装置，以提升画卷的身临其境感（见图3）。近代欧洲最有代表性的全景画画家是荷兰人亨德里克·威廉姆·梅斯达赫（Hendrik Willem Mesdag，1831—1915）。时至今日，荷兰海牙还有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全景画博物馆（Panorama Mesdag）。馆藏有梅斯达赫最著名的全景画代表作，画幅高达14米，长120米，被围成一个直径40米的圆筒形。观众要先穿过一条黑暗的甬道，经旋转楼梯登临一个位于圆筒中央的木质平台才能看到画卷全貌。［18］不过，澳门1893年的全景画展论规模、尺幅恐远不及梅斯达赫的画作。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一种便携式的，类似中国山水长卷，两端带有卷轴，可以收放伸缩，方便移动巡展的“缩微版”全景画卷。

  总之，不论立体镜还是全景画，都涉及人类传统视觉艺术与19世纪机械、光学、建筑等前沿科技的跨界融合，是一种绘画、摄影、照明、装置等视觉手段多重并举的媒介形式。诚如《镜海丛报》1893年8月22日中文广告所言：“此正系画工妙手，影镜玲珑故也。”其视觉效果都必须借助光影来呈现与烘托。尽管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此次展览用的是何种照明光源，但据推测，在电灯问世之前，能为此类大型展览提供稳定且充足光源的唯有一种当时被称为“瓦斯灯”“电气灯”或“煤气灯”的瓦斯燃料灯具。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才会被当地中文报纸冠以“火影戏”或“画影戏”“影画戏”之名。

  有一点很清楚，澳门这天举办的是一场“展览”，而不是“幻灯放映”，更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电影”。就立体镜和全景画的媒介属性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将其与“幻灯”（Delineascope）、“幻盘”（Thaumatrope）、“费纳奇镜”（Phenakistoscope）、“走马盘”（Zoetrope）等众多19世纪的视觉技术载体同样视为电影发明之前一种处于进化过程中的“前电影”装置。不过，它们与电影在本质上完全不同。前者应归为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余波荡漾，电影则应被视作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应用。两者分属人类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科技成果，不能混为一谈。从这个方面看，《澳门影业百年回顾》将其视为“电影业的雏形”，显然是忽略了两者背后各不相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澳门影业百年回顾》还很笃定地指出“能确定的是，1910年1月8日开幕的域多利戏院，是澳门最早的固定电影放映场所”。［19］除此之外，澳门官方文献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电影进入澳门的时间大约在“电影被发明之后的十年左右”。［20］葡萄牙学者奥利维拉·马奎斯（Oliveira Marques）所著《远东葡人史》也认为“电影大约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传入澳门”。［21］不过，此类表述大多过于含混不清，且未列举任何文献证据，故本文不予采信。

  现代电影于1895年面世不久，清末已有一些华侨，携带默片来澳门，在福隆新街的烟花之地的一些酒楼，竖起一块简陋的银幕放映默片，以广招徕生意。［22］

  此说同样语焉不详。其一，对放映时间并无确指，仅有“不久”“清末”一类含混描述，足见其并无可靠文献证据。其二，按一般经验，中国各地最早的电影放映多为外商所为。该书声称澳门放映是由“华侨”主导，也颇显空口无凭，难以让人信服。其三，19世纪末的福隆新街一带多妓院、赌场、烟馆，作者也称其为“烟花之地”。此处尽管人流稠密，却市面混乱，黑道横行，绝非电影放映的理想场所。故此说也不足为凭。

  第三种说法来自西班牙学者纳秋（Juan Ignacio Toro Escudero）于201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从军营到电影界：西班牙士兵安东尼奥·雷玛斯·埃斯佩霍在中国电影初创时期被遗忘的拓荒之功》。［23］该文从中、葡、西、英等多语种报刊、档案中搜集了大量原始文献，对传主雷玛斯从西班牙到菲律宾，再到中国沪、港、澳等地的电影放映及营商活动做了较为详实的钩沉和论述。作者对20世纪初叶的澳门本地报刊也多有涉猎。不过他认为，因澳门官方图书档案机构对19世纪末中/葡语报纸保存数量较少，难以发现电影进入澳门的有用线索。再加上澳门早期电影多是在临时搭建的简屋席棚中做流动放映，随机性、隐秘性较强，且多数未在市政当局注册申请许可，也鲜有媒体关注报道，故澳门官方档案的记载也付之阙如。

  不过，纳秋的论文还是在20世纪初的葡文报刊中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日葡文周报《真理报》（A Verdade）［24］广告显示：“捷成（Chip Seng）影院位于澳门白眼塘前地（葡语为Largo da Caldeira），放映本地同类最佳影片。”票价分三等：“一等座35仙（avos）、二等座25仙、三等座8仙。”［25］纳秋判断，此则广告很可能是澳门影院放映现存最早的文字证据。假如此说成立，则澳门最早的影院纪录就比《澳门影业百年回顾》所载又提早了一年多。

  相比前两种论述，纳秋的博士论文显然更有说服力。电影刚传入中国时，大多是以流动放映形式辗转于各地不同的公共空间。大约经历了十年左右，待其消费、盈利模式渐趋稳定后，才形成了固定放映场地及一整套相对成熟的商业运行系统。例如，同样是1908年，雷玛斯在上海虹口乍浦路、四川路交口处建成虹动影戏院，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专业影院”。无独有偶，澳门在1908年也出现了有关捷成影院的文字记载。这看似一种巧合，但背后也与虹动影戏院的兴起有着同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逻辑。两者至少在时间线上可以互为印证，说明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电影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和文化娱乐活动，其商业规模与社会影响正处于持续扩张中，商业业态也从早期流动放映逐步转为固定的影院放映。由此，以传统剧院为模本的临街店铺式影院开始成为电影传播与消费的主要物质与空间载体。遗憾的是，纳秋论文因囿于雷玛斯的生平轨迹，对其来华前的澳门报纸和葡语文献并未展开系统性地挖掘梳理，因而他也未能回答电影何时传入澳门及在何地首映等关键性问题。

  二、新史料的发现与重勘澳门首映时间线世纪末的澳门报业比较落后。1895—1903年间，澳门除官方出版的《澳门政府宪报》（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和天主教会刊《澳门教区简报》（Boletim Eclesia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之外，仅有三份葡文周报，即《澳人回声报》《独立报》（O Independente）和《卢济塔尼亚人报》（O Lusitano）。另有两份中文报纸《镜海丛报》和《知新报》。《澳人回声报》和《独立报》每期仅四个版面，主要刊载国内外及本埠新闻，广告版面并不多。《卢济塔尼亚人报》则为澳门政府支持的民营报纸。《镜海丛报》系《澳人回声报》的中文版，内容与《澳人回声报》互有重叠又各有侧重，包括“中外省港报选登”“本澳新闻”“官方事告”“诗词”“广告”等。该报与孙中山及兴中会关系紧密，曾大量报道孙中山在港澳一带的行医足迹与革命言论，为传播民主共和思想发挥过非消极作用。迫于经营压力，《镜海丛报》于1895年12月宣告不继。《澳人回声报》也于1899年9月停刊。《知新报》是继《镜海丛报》之后澳门创立的第二份中文报纸，创办于1897年，1901年即告停刊。除时政新闻外，该报多数版面都用来刊载宣传变法图存的维新言论，政治立场比较倾向爱国进步，同样鲜有广告版面。

  议事亭前地9号在映之“电影”，引得众好奇者竞相来观。场费仅10仙或20仙。每日放映不下五场：下午1：00到2：30；3：00到4：30；6：30到8：00；8：30到10：00；10：30到午夜。［26］

  从这则消息中我们大家可以得出如下信息：其一，最为关键的是“电影放映”（Cinematographo）一词首次出现于澳门报纸行文中。Cinematographo是葡语词，相当于英文Cinematograph，旧译“新尼佳”，指一款与“灵图镜”（Animatoscope）同期用于放映的电影设备。1897年4月26日，莫里斯·查维特在香港首映用的正是同款机型。其二，文中“在映”（Está a exhibirse）［27］一词，说明消息刊出时放映已在进行中，是对已有事件的告知、报道，而非映前预告。通常周报刊出消息会比实际发生时间晚一个星期左右，故推测此次放映的实际时间应在1897年11月21日前后数日内。其三，文中称放映吸引了“众好奇者竞相来观”（Concorrencia de curiosos），说明观众多因新鲜猎奇而来。其四，票价10仙到20仙不等。1897年前后，澳门市面流通的货币主要有三种，即墨西哥银元、中国银元和港币等。以当时物价计，每10仙可购1—1.5公斤大米。一个普通劳工日薪约为20仙至40仙。按此折算，10—20仙的票价虽不算便宜，但对一般市民亦属可接受范围。其五，文中明确提及放映场次安排，即从中午开始，每天五场，每场时长一个半小时。

  接下来是确认本次电影的放映地，即澳门“议事亭前地9号”。议事亭前地是位于澳门半岛核心地带的一个广场，与澳葡当局官署市政厅（即今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所在地）隔街相望，因一侧建有葡人自治机构议事亭而得名。自开埠以来，澳门历届总督就职仪式和重要官方活动均在此举行（见图5）。据当时报载，议事亭前地9号建筑内是一家华人中餐馆，除供应日常餐饮外，还提供晚餐、野炊的订餐服务。［28］

  总之，上述葡文信息就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电影在澳门放映最早，也是最明确的一次文字记载，可惜其包含的信息量依旧很有限。与1897年5月上海《字林西报》对礼查饭店电影放映的高调宣传相比，澳门葡文报纸上鲜有放映广告的踪迹，也无具体放映内容或片单释出，本次放映的主事者也未署名，更未见映后对观众与媒体反应的接续报道。这似乎也从一个角度印证了纳秋关于电影放映在澳门“鲜有媒体关注”的结论。不过，结合澳门报业当时的真实的情况，这似乎也属情有可原。一般来说，周报在时效性和广告版面上都有先天弱势，如对一周内的放映活动很难及时预告。即便刊出了消息，也怕是早已时过境迁。映后媒体反应亦复如此，不论是新闻报道还是观众投书，至少要一周后才能见报，等到读者入眼之际，放映活动也早已成了明日黄花。况且，澳门人少地窄，不比沪港两地辖区广阔，居民与侨民众多，报业资讯也相对发达。彼时，澳门半岛仅有三平方公里的狭小城区。如遇放映活动，与其在报纸上花钱刊登广告，还不如像雷玛斯在上海四马路那样，自己拿个喇叭或者雇佣几个吹鼓手沿街吆喝叫卖来得实惠。

  查阅1896—1898年间的澳门报纸，发现当时澳门西侨的文娱活动，通常局限在自己封闭的小圈子内，多在伯多禄五世剧院、陆军俱乐部等高档场所举办歌剧演出、音乐会、私人晚会、节庆礼宴等，需持请柬并着礼服方可入场。这些活动常常通宵达旦，参与者数百人，且有节目单传世。一些富商也会在私邸举办活动，邀请上流人士来打高尔夫球，举办多米诺骨牌、翁博牌局等等。华人的文娱活动大多分布在在节庆、祭祀、请神等民俗活动中，以听广东戏、看木偶、皮影戏、舞龙舞狮表演等为主。无论上流基层还是芸芸众生大抵都有各自相对固定和习惯的文娱方式。对于在餐厅集市、简屋席棚中偶尔放映一两场的电影而言，似乎很难对多数市民和媒体产生足够大的吸引力。这大概也是澳门放映为何不像沪港两地能有显著媒体反应的原因之一。

  1897年4—10月间，相继发生在香港、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多次电影放映，其主事者同时指向了三个人：莫里斯·查维特、哈利·威尔比·库克和刘易斯·马塞纳·雍松。［30］有论者指出：“作为中国早期电影放映的先驱，三人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被称为‘西方进军中国电影市场的领头人’。”［31］这里，我们想要弄清楚的是，1897年11月21日前后澳门的电影放映是否也与这三人有关？

  从现有文献上看，库克在华的足迹和时间线是最清晰的，且无造访澳门的记录。据付永春考证，库克本名亨利·爱德华兹（Henry Edwards），原是利物浦联合煤气灯公司的工程师。1886—1895年间，他被派往上海大英自来火房（Shanghai Gas Company）任职，并在此娶妻生子。1895年5月，库克举家回国。两年后，他于1897年5月又一次只身重返中国，在沪、港、津、京等地用灵图镜放映电影。此行结束于1897年9月，从此库克再未来过亚洲。［32］

  相比之下，莫里斯·查维特的游历范围最广。自1897年4月到达香港以来，足迹遍及港、沪、津、汉等地。是年10月14日，查维特于返港当天及一周后的10月21日，分别在香港大会堂做了最后两场放映。11月4日，他与雍松夫妇一道搭乘“松江号”（Sungkiang）邮轮，由香港启程前往马尼拉。有趣的是，查维特东方之行一开始的目的地并非中国香港，而是日本横滨。只是他在船上听说京都、大阪、东京、横滨等地已有灵图镜放映的电影，唯恐此时再去已不复先机，于是决定改道香港，以图在中国开拓新的市场。［33］从查维特的行程上，我们似乎也看不出他有来过澳门的痕迹。尤其是1897年11月21日前后，澳门议事亭前地开映电影之时，按说他已身在马尼拉，不太可能与这场放映扯上关系。

  事实果真如此吗？付永春关于查维特与雍松夫妇于1897年11月4日离港的信息，源于当天香港发行的周报《大陆邮报》（Overland China Mail）。巧的是，我们在1897年10月27日香港发行的日报《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上也找到一条一模一样的消息。对比两份报纸，发现两者竟一字不差。按照当时港报的惯例，周报通常会从日报上摘录、选登部分资讯。也就是说，《大陆邮报》上关于雍松、查维特离港的消息很可能就是来自《德臣西报》。如此说来，两人离港的时间就不是11月4日，而是10月27日。香港距离马尼拉720海里，按当时汽轮机船平均10—15节的航速，就算海况不太理想，“松江号”也只需3—7天就能抵达目的地。换言之，查维特与雍松夫妇抵达马尼拉的时间应不晚于1897年10月底或11月初。

  然而，1898年4月30日《大陆邮报》一则来自马尼拉的消息却分明与此相左，上面说道：“雍松先生数周前自香港抵达马尼拉······目前他在马尼拉是唯一的美国公民”，“数月前香港放映所用之‘新尼佳’乃由雍松和查维特先生共同拥有”。［34］这一内容让我们顿生疑惑，为何它会说雍松“数周前”才抵达马尼拉？他们不是10月27号就从香港启程了吗？何以迟至次年3—4月间才到马尼拉？这中间有四五个月的时间，他究竟去了哪里？

  为厘清个中原委，我们又查阅了1897年10月至1898年3月马尼拉发行的两份西语报纸《马尼拉日报》（Diario de Manila）和《菲律宾共和报》（La Republica Filipina），试图从中找到两人的蛛丝马迹，但结果令人失望。随后，我们又在已故英国历史学家鲍勃·库迪［35］一篇题为《雍松与菲律宾独立的渊源》（The Reel LM Johnson and Philippine Independence）的博文中偶然发现了一些线索。在该文第三部分，库迪描述了雍松从夏威夷经日本、香港来沪，并于1896年10月出任礼查饭店经理的经过，还介绍了他与查维特如何相识，如何为提升客户服务而邀请库克入驻礼查饭店放映电影的来龙去脉。库迪在文末写到：

  雍松在中国最后一次放映是1898年1月。从那时到3月之间的某个时间，他带着已有身孕的妻子，与他的商业伙伴莫里斯·查维特先生，还有一台可能是冒牌货的摄映两用新尼佳电影机，一起来到马尼拉。［36］

  这段描述倒是与1898年4月30日《大陆邮报》提供的时间线大体吻合，可惜库迪并未说明信息源自。正在我们漫无头绪之际，付永春为咱们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报纸文献，就是1898年8月29日纽约《太阳报》（The Sun）第八版刊载的一篇关于菲律宾爆发“美西战争”的报道《战火中的马尼拉》（Under Fire at Manila）。文中说雍松和查维特是在1898年3月左右抵达的马尼拉。［37］这至少说明，库迪对雍松一行抵达菲律宾时间的描述大抵是可靠的。既非《德臣西报》所说的1897年10月27日，也非《大陆邮报》所说的11月4日，而是在1898年3—4月间。联系到查维特在最初来华途中临时改道香港的先例，我们大胆推测，雍松夫妇和查维特在1897年10月27日这天，会不会压根就没登上“松江号”邮轮，而是临时生变，继续留在了香港？

  为了寻找证据，我们继续搜索香港本地报纸。《德臣西报》1897年11月20日第二版有一则广告称：“今晚皇家剧院上演······新到活动影戏（Animated Pictures）15部，包括‘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票价：1~2美元”［38］这则广告是继查维特1897年10月21日在香港大会堂最后一场放映结束后，本地报纸上再次刊出的电影广告。尤其是放映所含“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一片，恰是查维特在1897年8—11月放映的主要卖点。［39］难道说这场放映的主事人真的就是查维特本人？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据1897年11月22日香港《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第二版一篇“映后观感”披露，此次放映所用机型是一款叫做“维太镜”（Vitascope）的放映机。［40］关于“维太镜”，大卫·波德维尔在《世界电影史》中有过介绍。这是一款由美国人托马斯·阿玛特（Thomas Armat）、查尔斯·弗朗西斯·詹金斯（Charles Francis Jenkins）发明的电影放映机，起初名为“万朵斯柯普”（Phantoscope），经阿玛特逐步优化改良后更名为“维太镜”。1896年，该设备被爱迪生公司收购，以“爱迪生维太镜”之名进行商业推广。［41］很显然，1897年11月20日香港大会堂的这场放映，主事人并不是莫里斯·查维特，而是另有其人。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澳门首映的机型就是查维特所拥有的“新尼佳”。尽管有很多资料显示他用的只是一台冒牌货，但不妨碍我们对机型与机主进行某种绑定分析。据查阅当时沪、港、澳等地报刊所掌握的资料，1897年在华放映的电影机主要有两种型号，一种是查维特的新尼佳，另一种是库克的灵图镜。“维太镜”因进入商业推广时间不长，在报刊中出现的时间较晚，次数也不多，完全没有办法和灵图镜、新尼佳两款机型相提并论。

  《德臣西报》的放映广告显示，库克携带灵图镜在港总共放映了8天，从1897年8月21日至8月28日。随后，香港再无灵图镜放映的记录。直到次年1月23日，灵图镜才又出现在《德臣西报》的广告中。可这一次，它的主人不再是库克，而是变成了一个名叫纳夫塔利兄弟（Naftaly Bro.）的陌生名字。［42］新尼佳也有类似情形。1897年10月21日香港大会堂最后一次放映之后，港报上再未出现任何有关新尼佳的字句，直到1898年3月28日才又重现报端，机主成了来自伦敦的魔术师卡尔·赫兹（Carl Hertz）。［43］

  可见，查维特和新尼佳在港最后一次亮相是在1897年10月21日。由此直到1897年11月21日前后的澳门首映，中间刚好间隔一个月。假如查维特与雍松夫妇真的没去马尼拉，而是留在了香港，那么他们完全有充足的时间和理由来到澳门，完成所有映前准备工作，包括商定场地和租金、在当地报纸刊登广告、安排售票/检票、安置座位、架设放映设备和银幕等。依库克和查维特在华放映的惯例，映前准备常常要10—15天左右。以查维特与雍松对放映流程及操作的熟悉程度，一个月的时间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

  澳门放映的场次与查维特在香港的安排也大致相同，都是中午开映，每天放映5场，每场时长一个半小时左右。此外，雍松与查维特的放映多以吸引在地华人为目标，包括安排华人在现场讲解，或是聘请乐手在现场伴奏，以提升观众的看片体验感。这些甚至都可以视作是他俩对早期中国电影放映的一个特殊贡献。例如，1897年5月22日礼查饭店首映当晚，雍松与库克就聘请了英籍钢琴师阿尔伯特·林顿（Albert Lindon）来做现场伴奏。之后，因礼查饭店“看客拥挤”，雍松又在上海《新闻报》上刊出中文“迁场广告”，宣布从“五月初五日”（1897年6月4日）起，改在位于静安寺路张园的“安垲地大洋房”继续放映。就连“雍松”这个不中不西、颇为古怪的译名，也正是在此广告中首次开始使用。［44］如此看来，将澳门首映地选在议事亭前地9号的华人餐馆内，似乎也与雍松与查维特的行事惯例多有不谋而合之处。

  知名华人A Nguiun在议事亭前地9号开设了一家餐馆，内设两张台球桌，除日常餐饮供应外，也提供晚餐、野炊订餐服务。待其布置完毕，定会惠及本地居民，尤以好野炊者为最。［45］

  之所以要如此深究这位业主的身份，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认为他在此次澳门放映中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拿雍松来进行类比。库克在礼查饭店首映时，雍松正是礼查饭店的经理。当时的礼查饭店几乎能够说是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在中国、在上海的集中展陈地。这里最早使用管道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最早在中国境内举办西式交谊舞会，还在大堂中展示出各式各样的“奇技淫巧”、发明器物，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玩意儿，如爱迪生发明的扩音器、西洋人偶、蜡像，等等。这大约与雍松本人的个性或他的经营之道有关。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他与库克的一次历史性合作，让电影在上海滩投射出了它的第一束光芒。

  无独有偶，这位A老板还在餐厅中设置了两张台球桌，想必也是打算为顾客提供就餐以外的增值服务。我们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当电影抵达澳门之际，查维特和雍松势必要在当地寻找合适的放映场地。此时，A老板也正想借助某种新鲜的娱乐活动来为顾客提供餐后余兴。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阴差阳错，让他们双方不期而遇，一拍即合，成就了这一次各取所需、一举两得的共赢机会。按照今天的说法，查维特与雍松就好比片方或发行商，A老板则相当于影院经理一类的角色。假如不是他把自己的餐馆出借给查维特和雍松(甚至或许也是他设法在澳门本地报纸上刊出消息)，那么，查维特和雍松的放映是否也会像其他在简屋席棚中的放映一样，根本没办法引起观众与媒体的注意与兴趣？果如是，电影在澳门的首映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总之，查维特、雍松与这位A老板之间一次偶然合作，不经意间竟为澳门的文化、娱乐、传媒史洞开了一番全新的天地。

  对于电影何时传入澳门及该电影首映如何举办这一个话题，本文并不打算给出一个定论，只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与线索提供一些分析思考与学界同人分享。事实上，这条路我们甚至还看不到它的尽头。此前的相关研究及各种论述，之所以多年裹足不前，未见大的突破，核心问题就在于对澳门本地中/葡双语文献疏于系统性地挖掘勘考。这一课必须补上，如若不然，关于澳门早期电影放映史的各种议题就不太也许会出现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咱们进行本文写作的初心所在。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在此赘言几句。查维特和雍松在香港的放映持续了半年之久，为何会在1897年10月下旬突然陷入停顿？是专程为了来澳门举办首映还是遭遇其他变故？据我们推测，原因是查维特的片源供应即将面临枯竭且得不到及时补充更新，无法对观众产生持续的吸引力，才致使他在香港的放映无以为继。

  据付永春考证，查维特在华放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97年4—8月，第二阶段是8—11月。第一阶段放映影片17部，含9部法国影片、8部美国爱迪生公司的影片；第二阶段放映19部影片，其中3部是第一阶段映过的旧片，另16部则是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梅里爱、百代等公司新近拍摄的影片。两个阶段的总片目有33部之多。［46］可即便如此，这些影片在港、沪、津、汉等地轮番放映数月之久，其对观众的吸引力是否还能赓续？这显然是让查维特最头痛的问题。或许他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会在放映中途致电法国邮购16部新片。不过以当时中西贸易的航运周期，一艘从马赛驶往香港的航班大约要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即便查维特早已深感片源不足以维系沪港等地的持续放映，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想要克服这一点也恐非轻而易举。由此，持续了半年之久的香港放映就必须草草收场。

  库克在上海的放映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从1897年5月22日礼查饭店首映到这年10月6日在同庆茶园的最后一次放映，电影在上海的首轮放映大约也只维持了不到5个月时间。库克曾在1897年8月3日《字林西报》上刊出广告，意欲出售他从英国带来的灵图镜放映机。我们大胆揣测一下，他之所以如此，是不是与查维特一样，也遭遇了片源即将枯竭的难题呢？

  11月21日前后。这个发现不但可以刷新学界对澳门电影首映的已有认知，同时它也能为澳门早期电影放映史述补上原本缺失的那一块拼图。

  ［10］《澳人回声报》中文版《镜海丛报》仅存1893年7月18日到1895年12月25日之间的内容。出资人为精通中文的本地葡人弗兰西斯科·飞南第（Francisco Fernandes）。其办报宗旨是将《澳人回声报》办成“前用西洋字，后用中华字”的中/葡双语周报，每逢周二（后改为周三）出版，1896年后改为逢周日出版，发行远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小吕宋、旧金山、葡萄牙、帝汶等地。